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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性》
摘 要：未来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将面临难得的机遇，前日本首相安倍曾表示接受温的邀请访华;日方正式邀请胡锦涛同志方便的时候访问日本。同时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增多等因素，都有利于中日两国深化合作。
关键词：中日关系 战略互惠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但是，近几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从2001年10月以来，中日首脑已经中断互访达三年之久，影响中日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供奉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国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从1894的甲午战争到1945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样一个敏感之年，那个触及有关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历史性结论的靖国神社问题显然是无法绕开的。
其次，日本自民党内部一部分人支持台湾独立，同意“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日美“新安保条约”以及日本的“有事法案”公然将台湾纳入其范围。2004年，日本发放签证给台湾“独派”的李登辉。2005年2月，日美竟然共同宣布“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将成为两国的“共同安全战略目标”，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处理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曾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体现了他敢于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大胆决断的战略家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他胸怀坦荡，善于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技巧。可是日本政府却在2005年2月，宣布将日本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在大陆和台湾引起了广大民众和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东海问题上，日本也是屡造事端，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2005年7月14日下午，日本经济产业相中川昭一紧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中间线”以东、中日之间有争议的3处油气田的试采权。同日，“帝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称，他们将在东海总面积为415平方公里的3个区域开采石油。不过这位发言人也表示，鉴于目前的国际舆论和安全等因素，他们不会立即赴东海采取行动。7月16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给这3处油气田命名，分别是“白桦”、“楠”和“桔梗”。中川昭一召开记者会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方对有关事态的发展表示严重关切。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些新闻媒体和书报杂志，将一些事件(如西北大学演剧事件，亚洲杯足球事件中中国部分年轻人的过激言行)恶意夸大而刻意回避情绪产生的根源。有些媒体甚至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强调把“共同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相结合，将中国推向作为日美挑战者的地位。
然而良好的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础，中日关系稳定，才可能使两国为促进南北朝鲜对话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日双方的合作也是使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安全机制的前提。中日关系的恶化将使日本与美国进一步走近，不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此外，中国和日本都是亚太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日本的未来在亚洲，而中国周边关系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又同属东亚，应共同担负起建设这个家园的重任。2004财政年度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与日本贸易总额已达22.71万亿日元(约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的20.63万亿日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正是依靠中国的订单，才摆脱了十多年的经济不景气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日双方都不可能完全隔绝对方，也不可能离开对方而孤立发展。日本经济界绝大部分人主张中日友好，因为中日关系的好坏直接涉及他们的经济利益。迄今为止，中日间的友好城市总数已达到222对，每周定期航班已达480个;双方人员往来已发展到2002年的36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上万人往来于两国之间，中国在日留学人员占所有在日外国留学人员的70%。历史证明，双方积极地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成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首先，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反省必须出于真诚。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宽宏大量的，是以德报怨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战后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行为，也无法解释那些抚养大量日本遗孤的中国民众的行为。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日本政府言行如一地表示歉意，仅此而已。所谓历史的彻底清算，既是签署宣言、发表声明等象征性的行动，更是一个长期的认知和实践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每日新闻》2005年7月27日报道，由日本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在野议员提出的日本战后60年国会决议草案，已于7月26日公开了全部内容。日本朝野两党谋求该草案能尽快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关于最受关注的历史认识问题，草案中虽然提到日本对过去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但对1995年在战后50年决议中曾经明确记录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等字眼却避而不谈。此决议草案的名称叫“在联合国成立及二战结束和日本被炸60周年之际，誓为构筑更加广泛的国际和平做出贡献的决议”，日本再次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二战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其次，鉴于当前日本民众对中国大多数民众对日态度的误解及其对日本侵华历史不甚了解，中国有必要积极地对日展开公共外交，积极开展与日本民众双向互动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更多日本青年学生到中国求学参观是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内容。让年轻人对中日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有利于年轻一代消除误解，有利于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在实施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向日本人民发出一个准确的信号，即中国人民从没有将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右翼分子相混淆，战争的责任在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非日本人民。同时，中国知识界有必要反对极端民族主义这种不健康的情绪，以健康的心态来看待日本，不忘记历史，但又全面了解历史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做到求同存异。和平崛起的中国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过去的历史，以史为鉴，而不是以盲目寻求报复和复仇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
中日为什么“要永远友好下去”?首先，这是中日面对“两国是永远无法搬开的近邻”的现实、承接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所做出的正确抉择。中日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还因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再次，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以至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对少数日本右翼破坏中日友好以及否认侵略战争等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周恩来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邓小平说：“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邓小平说过，中日关系要既讲友好，也讲斗争。但他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问题”而破坏“友好”，不能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邓小平的这个论点与周恩来主张的“求大同，存小异”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领导人所做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和“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应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民间友好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所在。它准确地抓住了今后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精辟地阐明了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刻本质与坚实基础，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我们一定通过争取大多数，争取和平主义力量，促使对华和平友好的政治力量和政策主张在日本国内获得更高的“支持率”，才能有力地反击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掀起的逆流，防止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和强硬派牵着鼻子走，坚决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友好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图谋。
邓小平同志认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日关系的大局所在，中日双方要着眼于这个大局，在双边关系中要维护这个大局。求同存异原则是中国对日外交的基点，对日外交的全部工作也必须紧密围绕它而展开。体现在经济外交方面，就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是只对一方面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人民有利。认清中日双方的共同点，追求共同利益，这是双方达成妥协和让步的基础。体现在外交策略的运用上，就是求大同，存小异，既团结又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努力排解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就具体操作而言，就是在鲜明表达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增信释疑”，就双方存在的分歧做充分的沟通，避免不必要的误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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